近日聽了個講座，對比新聞頗有感觸
來發個假掰文紀錄抒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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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Moore, Intel創辦人之一，很多人知道他很有名的Moore' Law, 但是很少人知道他也有個基金會，掛上他跟老婆的名字叫做 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 主要目標真對環境保護與科學教育等等，基金規模約略 60 億美元～很嚇人，但是大概是 Gates 基金會的零頭而已 XD
在基金會工作，或是說在這類的非營利組織工作，少了多數公司煩惱的盈利項目，但絕不表示工作目的很單純或是更加容易。Moore基金會每年依法必須支出至少 5% 到作業上，即最少是3億美元，今年出來的3億鎂，你可以直接把它燒掉～明年同一時間還是會再生出3億鎂，一般人可能會覺得這花錢的工作好爽～但是對於有目標的基金會來說卻是很麻煩的工作。這要從會進非營利組織工作的人說起，他們很多是「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是「犧牲」了甚麼來加入，帶有一種使命感（至少Moore基金會人大多是有的 XD），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來完成基金會的目的，但這為什麼困難呢？花錢會比賺錢難嗎？
首先，少了營利目的，要如何評定這個組織的作業效益就很困難，一般公司有廣為大眾接受理解的績效標準，通常是看財報，有些是看開發的結果發表等等，但是在非盈利組織工作的結果卻很難這樣理解，像是Moore基金會作的環境保護工作，要如何去評價這個環境保護做的好不好？目前的作業方式是不是有效率？甚至多長時間可以看到階段成果都很難確定，其他許多基金會的工作也是如此，因此這就產生了問題，首先要知道目前的績效，才能對症下藥，是不是要繼續投入，要不要改變策略，有點像是政府會遇到的問題～但政府問題還是不太依樣，那是更複雜的狀況。
不過故度執著於定量的績效評定，反而可能誤導整個目的，舉例說美軍在越戰的績效，如果你以死亡數來算的話美軍是獲勝的，但是實際上美國是輸了～過度依賴定量分析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這很像是活在一個VUCA世界，因為訂定計畫的過多不確定性，計劃本身變得微不足道，必須透過許多的技巧來隨時應變，而不只商業行號，非營利組織的人也必須具備這樣的意識與能力，Moore's Law不但被用來敘述半導體進步，也會被拿來敘述社會的改變，這樣的速度卻是許多組織無法應付的。
另外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就是基金會的人～
以Moore基金會來說，永遠每年3億美元的預算無限制使用，加上強大的人脈系統，這不正是最適合有志之士來實現夢想的地方嗎？多數的企業或國家實驗室等等的限制與資源都遠不及這類私人基金會，挾著這樣的資源與理想，基金會是可以改變世界的！甚至可以塑造一整個社會，但是這樣理論上應該走在最前端，帶領世界進步與改變的組織，卻往往是社會上最最最保守也最遲頓的組織，組成人員往往是學術出身，不黯世事
目前這個情況正在改變，因為許多熱血的人開始投入這類非營利組織，而握有資源的一群也開始重視這樣的力量，像蓋茲與巴菲特開始拉攏富人們做這樣對社會的投資，Facebook老闆Mark一次就給了五百萬鎂給矽谷的經營社群。學校也在改變，以往的商學院開始研究這類社會導向的組織，講者說甚至以後不會叫商學院（Business School），會改稱企業學校（Enterprise School）之類的，因為著重在領導與管理的技巧，若你能在非營利組織領導一群充滿理想熱血的人，同時管理與正確的評定績效與成果，那難度絕不亞於在營利企業同樣的位置，甚至將來非營利企業與營利企業的界線也會模糊。可以預見未來會有越來越多人投入改變社會的組織，無論是非營利組織或是營利組織的社會部門，或者是政府，確確實實的利用這些資源，來改變社會。
反觀
最近在台灣2498的內鬼案，哈~年薪千萬的設計副總，人生目標還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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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Moore, Intel創辦人之一，很多人知道他很有名的Moore' Law, 但是很少人知道他也有個基金會，掛上他跟老婆的名字叫做 Gordon and Betty Moore Foundation, 主要目標真對環境保護與科學教育等等，基金規模約略 60 億美元～很嚇人，但是大概是 Gates 基金會的零頭而已 XD
在基金會工作，或是說在這類的非營利組織工作，少了多數公司煩惱的盈利項目，但絕不表示工作目的很單純或是更加容易。Moore基金會每年依法必須支出至少 5% 到作業上，即最少是3億美元，今年出來的3億鎂，你可以直接把它燒掉～明年同一時間還是會再生出3億鎂，一般人可能會覺得這花錢的工作好爽～但是對於有目標的基金會來說卻是很麻煩的工作。這要從會進非營利組織工作的人說起，他們很多是「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是「犧牲」了甚麼來加入，帶有一種使命感（至少Moore基金會人大多是有的 XD），想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來完成基金會的目的，但這為什麼困難呢？花錢會比賺錢難嗎？
首先，少了營利目的，要如何評定這個組織的作業效益就很困難，一般公司有廣為大眾接受理解的績效標準，通常是看財報，有些是看開發的結果發表等等，但是在非盈利組織工作的結果卻很難這樣理解，像是Moore基金會作的環境保護工作，要如何去評價這個環境保護做的好不好？目前的作業方式是不是有效率？甚至多長時間可以看到階段成果都很難確定，其他許多基金會的工作也是如此，因此這就產生了問題，首先要知道目前的績效，才能對症下藥，是不是要繼續投入，要不要改變策略，有點像是政府會遇到的問題～但政府問題還是不太依樣，那是更複雜的狀況。
不過故度執著於定量的績效評定，反而可能誤導整個目的，舉例說美軍在越戰的績效，如果你以死亡數來算的話美軍是獲勝的，但是實際上美國是輸了～過度依賴定量分析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這很像是活在一個VUCA世界，因為訂定計畫的過多不確定性，計劃本身變得微不足道，必須透過許多的技巧來隨時應變，而不只商業行號，非營利組織的人也必須具備這樣的意識與能力，Moore's Law不但被用來敘述半導體進步，也會被拿來敘述社會的改變，這樣的速度卻是許多組織無法應付的。
另外一個很矛盾的問題，就是基金會的人～
以Moore基金會來說，永遠每年3億美元的預算無限制使用，加上強大的人脈系統，這不正是最適合有志之士來實現夢想的地方嗎？多數的企業或國家實驗室等等的限制與資源都遠不及這類私人基金會，挾著這樣的資源與理想，基金會是可以改變世界的！甚至可以塑造一整個社會，但是這樣理論上應該走在最前端，帶領世界進步與改變的組織，卻往往是社會上最最最保守也最遲頓的組織，組成人員往往是學術出身，不黯世事
目前這個情況正在改變，因為許多熱血的人開始投入這類非營利組織，而握有資源的一群也開始重視這樣的力量，像蓋茲與巴菲特開始拉攏富人們做這樣對社會的投資，Facebook老闆Mark一次就給了五百萬鎂給矽谷的經營社群。學校也在改變，以往的商學院開始研究這類社會導向的組織，講者說甚至以後不會叫商學院（Business School），會改稱企業學校（Enterprise School）之類的，因為著重在領導與管理的技巧，若你能在非營利組織領導一群充滿理想熱血的人，同時管理與正確的評定績效與成果，那難度絕不亞於在營利企業同樣的位置，甚至將來非營利企業與營利企業的界線也會模糊。可以預見未來會有越來越多人投入改變社會的組織，無論是非營利組織或是營利組織的社會部門，或者是政府，確確實實的利用這些資源，來改變社會。
反觀
最近在台灣2498的內鬼案，哈~年薪千萬的設計副總，人生目標還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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